第672节（2 / 4）

际上，是直到宋代，儒学叠代到了程朱理学这个版本，才搞出来这种二元对立思想的。

而“理欲之辨”，显然是用来解释世风问题的好思路。

“王叔明真的需要这块玻璃窗吗？”这个问题不是问的二十年前就已经死在诏狱里的王叔明，而是问的今日众人，觉得大明真的需要这些因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愈发繁杂的物质欲望吗？

这是一个相当有深度的问题，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否认。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或是工人，亦或是农人，都不需要思考这种问题，因为意义实在是不大。

但对于在座的这些大明几乎是排名最靠前的大儒们，这些思想界、学术界的精英们，这个问题，就非常有意义了。

发展经济或许是必要的，因为朝廷确实需要钱，但发展经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传统的、相对“淳朴”的世风所造成的巨大改变。

“诚如国师‘破窗效应’所言，越来越多的物欲，便如一阵又一阵秋风，若是今日不严防死守，堵住窗户，而是任其所破，恐怕等到道德风俗不存之时，一切就都晚了到了那时候，哪怕想要补救，怕是都悔之晚矣。”

“理欲之辨”，这个辩题的出现，并没有出乎姜星火的预料。

而对于这个程朱理学信徒们胜率非常高的辩题，姜星火也并非毫无准备。

看着孔庙，姜星火抬起头，开始请神。

很快，在他脑海中的诸多思想家中，出现了三个身影。

——明末三先生，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来吧，就是你们了！

理欲

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剎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体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