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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73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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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这个根据哪里来的呢?

就是姚广孝念的这段佛经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中有“一心二门”之说,认为“心”同时具有“真如门”和“生灭门”两方面,真如如水,生灭如波,水为波之体,波为水之用也就是说,“真如门”近似于“无垢识”、“寂灭心”的概念(跟张载的天地之性基本是一个概念),即“如来藏”;而“生灭门”接近于作染净依的“阿黎耶识”(类似于张载的气质之性),这二门包含世间一切事物现象,体现着诸法唯识的精髓。

“心真如”包含两方面性质:一是“如实空”,即“离相”、“无念”,是纯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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