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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5节(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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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抵御胡虏的大任托付给诸王,可令边境不乱,留给我安宁。我当时反问‘胡虏不安定,让诸王防御,可若是诸王不安分,谁去抵御呢’,这个问题皇爷爷也默然不语,又来问我的意见,我又说‘应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这些是皇爷爷认可的。”

这段话,朱允炆记忆的非常清晰,显然在朱允炆的心里,朱元璋的认可,非常有份量。

“而且,就算是燕王篡了位,不也是要削藩的吗?以他的残忍气狭,恐怕削藩比我削的更狠,更不留余地。”

“如果说真的有错,那也错在我生在帝王之家,养于妇人之手,不懂军事,未经军旅,错信了李景隆这无能之将,以至于江山倾覆,如此成王败寇罢了。”

说到这里,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扣上,朱允炆的逻辑就已经闭环了。

这明显是朱允炆思考了很久自己“为何失败”后给出的答案。

朱允炆的结论就是自己削藩没错,错误就在于自己不懂军事,用人不当,都是李景隆的锅。

这个结论对吗?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没什么问题的。

成王败寇嘛,朱允炆他出生在帝王家,从小没打过仗,也不能跟他叔叔燕王朱棣一样亲自领兵上阵,那派先生们推荐的名将之子、他的东宫辅臣、亲表哥李景隆(李景隆的奶奶是朱元璋的亲姐姐)去帮他带兵打仗,有什么错呢?

如果非要说有错,那也是李景隆有错,赵括二代,丧师失地,以至于他朱允炆的江山没了。

几乎未从事过任何体力劳动,以至于有些过分白胖的朱允炆摊了摊手,眼神中带了些微不可查的戏谑,看向姜星火。

朱允炆表现出来的一切淡泊宁静都是他的伪装,朱允炆的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朱家最纯正的血,觉得自己才是大明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他只是跑累了,躲烦了,所以不愿意再躲了,又下不去手,打算让人给自己一个体面的了结。

——但我有什么错呢?

万方有罪,罪在李景隆,与朕无关。

别看朱允炆现在一副颓废僧人模样,别看他好像勘破了生死关,别看他跟个与世无争的可爱肥宅一样,但从心底里,朱允炆压根就不觉得自己错了。

可姜星火只问了一个问题。

“我叫你现在撞树去死,你去吗?”

朱允炆愕然,苦笑道:“若是拿着刀逼我,恐怕我也不得不去了。”

“那便是了。”

姜星火神色平静:“建文元年七月,你祭告太庙,削燕王宗室属籍,废为庶人,决意兴兵伐燕,在真定设置平燕布政司,以暴昭为布政使,真定之战,选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副,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骠骑将军顾成为左军都督,率军十三万伐燕。”

“请问——耿炳文、郭英、顾成等人皆洪武朝百战名将,战功彪炳,暴昭更是勇于任事的国之干臣,足兵足食任劳任怨,这选择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吗?”

朱允炆张口结舌。

这套开战时候的配置,自然是当时的最优解了,最能做事的文臣武将一起上阵,怎么可能是别人拿刀逼着他做的呢?

可显然耿炳文、郭英、顾成这些洪武名将的兵败,是赖不到李景隆头上的,因为李景隆当时还在家坐着呢。

这也是朱允炆看似自洽实则到处漏风的逻辑中,最明显的疏漏。

然而姜星火的质问却并未停下来。

“建文二年九月初十,你以历城侯盛庸为平燕将军,平安、吴杰诸将为副,同时以铁铉为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组建德州大营;以暴昭为刑部尚书、平燕布政使,重组真定大营;以四川都指挥同知徐凯(与白沟河阵亡的悍将瞿能号称‘西川双壁’)带领松潘精骑为主的部队前往沧州筑城,尝试建立沧州大营更换了这些将领,建立三座大营困死燕军,这些选择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吗?”

“还是说,中了反间计,将辽东守将吴高被削爵贬黜,换了新的辽东守将,消除了燕军东北方向的后顾之忧,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

“亦或者说,以宁远侯何福为灵璧决战的指挥官,命真定、德州大营倾巢而出,救援徐、沛补给线,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

朱允炆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努着嘴唇,手上捏着的《明报》已经开始哆嗦了。

他连文臣不知兵的理由都说不出口,因为不管是用耿炳文、郭英、顾成,还是建立真定、德州、沧州三座大营,虽然是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做出来的,但这都是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决策,换谁来决策,看看手里的这些牌,这都是最优解的打法,只不过正确、合理的决策,不一定能带来胜利罢了。

至于灵璧决战,这个几乎不怎么在历史里被人提及,却实际上决定了大明皇位最终归属的惨烈战略决战,说起来复杂一点。

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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