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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5节(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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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王鏊怎么样也会将福建该缴纳的税粮收齐。

“就地转为军需粮饷这个法子好。”

不到福建当地,就不知道会遇到这个问题,不遇到这个问题,就想不出这个办法。

总之福建大局能稳,对他们来说应当不是问题。

“部堂,浙江那边如何?”

在封建时代,福建的地位和力量都不如浙江,浙北毕竟还有大片的农田适合种地,湖州府、杭州府这些都要比福州府要好。

尤其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话不是说着玩的。

而且浙江的进士多,就是在朝当大官也有。

“一切都还是要等真的开海令下来才知道。”

不管是什么宗族也好、淮王也好。

朝廷的架势已经摆开来了,有没有胆量真的实打实的对抗,这才是更为关键的。

在这样的等待中,时间其实过的很慢,但再慢,夏天还是会变成秋天,树叶会逐渐枯黄,天气会逐渐变冷。

时间在流逝,各方人士再猜测朝廷的动向。

九月时,浙闽总督王鏊去了一趟杭州。回来之后开始有一些消息传出来,是从总督府出来的。

据说浙闽总督亲自去杭州乃是为了督办当地官员,批评了沿海州府商人私自出海之象既乱又多。

九月中旬,司礼监忽然向浙、闽两省及整个大明天下转送一道上谕,

它不是圣旨,而是一个发问,问得就是市舶司该不该撤。

上谕问:“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浙闽两省七山两水一分田,朝廷海禁一严,百姓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或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罢市舶后,利孔在下,奸商外诱,岛夷内讧,海上无宁日矣。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朕欲借此问天下,若百姓衣食无所出,如何不相率而勾引为盗?”

圣旨:开海!

皇帝是在九月十二日的经筵之上提出这个疑问的。

经筵之制源远流长,但本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对经筵并不推崇,洪武年间曾有晋王府右傅桂彦良陈言君前,曰: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

老朱家但凡有点性格的皇帝都带点‘混蛋’的味道,朱元璋更是其中‘佼佼者’,所以对于这个进奏,朱元璋没有管。朱棣同样如此,但太宗时期也有经筵日讲之制。

只不过真的形成一项正儿八经的制度,是英宗正统时期。因为英宗少年登基,所以杨士奇等臣子为了教育好他,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到朱厚照这个时期,经筵渐渐成为一种国家礼仪性的活动,从内阁大学士、到各部尚书侍郎都要参加,规模大、规矩多。基本上是形式大于内容,逐渐演变为一种告诉群臣和百姓,皇帝正在进学的政治活动。

朱厚照不是特别喜欢。

日讲还可以,因为礼仪没那么多,平时他自己就会召集大臣,听他们讲许多东西。似经筵这种制度令人厌恶不错,可学习本身还是需要的。

此外,经筵分春讲和秋讲,春讲每年2月开始,5月结束;秋讲每年8月开始,10月结束。但今年二年那个节骨眼,朱厚照就没理这个奏疏。

至秋初,左副都御史章懋又进奏,说:三代以来,汉唐之盛,宗社赖安,皇图永固,其根本在致力圣学。自古圣贤之君,未有不学而能致治者。陛下既有立中兴之志,岂有拒经筵之理?

这样经筵就又被提了出来。经筵每月三次,分别于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举行。

所以这才有九月十二日的上谕之问。

这是震动人心的一问,不是说群臣给这样问得茅塞顿开,而是朱厚照点了一个火药桶。

九月十三日,都察院御史、六科给事中纷纷给皇帝上疏。

有此一问,再加上浙闽之事,谁还不知道皇帝心里打得是什么算盘?

但在许多人看来,那两个字是提都不要提。

海禁,是祖制!

就这五个字,能够压垮一堆理由!

午朝,奉天门外,御史何述林、包履敬、左抱一等跪成了一地,六科给事中也接连呈递奏疏。

东西到了朱厚照面前,他都懒得看。

里面什么内容还要想?

“……洪武三年,太祖皇帝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四年,颁布‘片板不得入海’之禁令;七年,撤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二十三年,再伸禁外藩交通令;二十七年,禁民间私买、私卖海外舶来的番香、番货;洪武三十年,严令濒海居民不得私自出海通蕃!且太祖皇帝明谕,海禁为定制,后世之君亦不可轻易改废!臣等愚笨,不知所说‘海禁禁之愈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逃亡海外者愈众’是何含义?”

朱厚照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小太子,不会说在祖制面前一点力量都没有。即便有人当庭大呼,他也不会有什么心理波动。

这件事他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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