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九回 蒋介石部署剿共 毛泽东当选主席（（2 / 3）

府在自绝于人民，自取灭亡的道路上一意孤行。

6月15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公开宣称：“目前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内忧外患相逼之时。然内匪乃心腹大患，外敌是皮肤小疾。攘外必先安内，剿匪重于抗日。剿匪戡乱是抗日的初步，如果剿匪不能成功，抗日就没有基础。”他要求各省军政长官，对红军要“穷追硬堵”，“硬干、快干、实干”，“早日将匪类肃清”。22日，蒋介石抵达汉口，成立“剿共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旋即召开湖北省各县县长会议，指令各县“严格清查户口，注重守土责任，兴办保甲团练；实行保甲连坐法，达到全民军事化”。明确规定：凡十五岁至四十五岁的男丁，均应编入各县保安大队，就地接受军事训练。同时，蒋介石严令各地实施封锁政策，“以断绝匪区交通与经济”。“在封锁地带要广建堡垒，密布侦探，断绝一切交通，使粮秣、食盐等资源丝毫不能进入匪区。务要做到使共匪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我军将利用繁密的公路网和数千座碉堡，把共区逐渐向内压迫、收缩，最后以坚硬之铁钳，围住共军，而予以摧毁。”蒋介石咬牙切齿，凶相毕露，其反共心肠之歹毒，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各苏区根据地处于彼此分散隔离，难以相互配合的弱点，蒋介石决定采取“分区围剿，各个击破”的策略。其军事计划是：第一步，集中主要兵力，消灭鄂豫皖、湘西两地的红军，以解除其对武汉的威胁。第二步，集中全部兵力，围剿江西中央苏区。

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部署第一期剿共计划，拟定剿共要诀为：“以众击少，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战术为：“纵深配置，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战役配置：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再加四个航空中队，共计三十三万兵力。各路指挥为：右路军司令官李济深，副司令官王均；中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副司令官刘峙；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副司令官徐源泉。会后，三路大军倾巢出动，向鄂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

敌人重兵压境，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空前危机。然而，中共鄂豫皖分局书记、军委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指挥红四方面军与敌人死打硬拼。红四方面军英勇奋战两月有余，损失极为惨重，却难以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无法摆脱艰难困境。张国焘由盲目轻敌转而丧失信心，遂于10月10日在黄柴岅召开会议，不经中共中央同意，擅自决定放弃鄂豫皖根据地，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经河南、陕西，转入川北一带活动。

与此同时，国民党左路军向湘西、洪湖苏区发起围剿。红二方面军在贺龙的率领下，艰苦鏖战一月有余，终因寡不敌众，逐步退却，进入洪湖内部游击作战。蒋介石电令各部缩小包围，加强封锁。敌人逐步将洪湖西、北地区分割占领，并派出兵力进入湖湾内，合围搜剿。红二方面军在湖内艰难支撑半月之久，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撤出洪湖地区，转入桑植、鹤峰一带，开展山地游击战争。

鄂豫皖、洪湖根据地丧失后，蒋介石欣喜若狂，召集文武大员，登上庐山牯岭，举行庆功会。蒋介石举杯祝酒，宣称：“第一步剿匪计划胜利实现，第二步剿匪计划即将实行。要求各部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奋勇剿灭江西共匪。”随即商讨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会议决定调集五十万大军，采取钳形攻势，从北、东、南三面实施围剿。蒋介石自任江西剿共总司令，下设三路纵队。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第二纵队总指挥赵观涛，第三纵队总指挥吴奇伟。蒋介石命令各级将领要“抱除恶务尽之心，为一劳永逸之计。各部必须密切合作，同进同退，否则杀无赦”。后人有诗议之曰：

穷凶极恶专反共，心肠歹毒杀气腾。战争本是无情物，自古仁慈不掌兵。

暂且不表蒋介石发动新的围剿，且说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剧烈变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他们错误的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顽固地推行冒险进攻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博古等人秉承共产国际的旨意，把日本侵占东北看成是“反苏战争的导火线”，脱离实际的提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他们也看不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抗日要求，把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冒险进攻的人一概斥之为“保守”、“退却”，加以莫须有的罪名予以打击，排斥。

1931年11月，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人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周恩来为苏区中央局书记，因周恩来还在上海，便由毛泽东为代理书记。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问题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几个中心县的县委书记也列举大量事实，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是，项英等人却认为，江西苏区的错误是严重的，违背了“党的国际路线”，批评和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