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3节（2 / 3）

明初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深得朱元璋赏识，外放担任过开州知州、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随后被贬谪云南十余年，与沐家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卓敬特意把云南的奏折挑出来给他看的原因当时在云南，王景以带罪之身谏言办学，经常在临安府文庙讲学，授业子弟，因而从学者云集，一时形成“以诗书自励，弦诵声达旦”读书风气，人文蔚起，云南地方对其评价极高。

而从以后的结果来看，王景也对得起这份评价，终元之前，云南进士无一临安府人，从王景到来之后，历经十余年文教振兴，以后临安府的进士人数将占据整个云南的一半。

司马光敢说话，王景同样诤言铿锵，去年燕军入城，朱棣刚刚登基的时候，在安葬朱允炆的衣冠冢用什么礼节上，百官都不敢说话，唯独王景作为礼部侍郎坚守礼法，坚持说宜用天子礼。

王景固然有自己的庙堂野心与抱负，但这不妨碍他同样坚持以古为尊，坚持礼法，事实上，对于王景来说，二者是相融的，礼法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也是他的专业所在，姜星火的新法，不仅阻碍了他通往仕途顶点的道路，同样也阻碍了他坚守的信念。

而眼下结局未定，在场的文武百官，谁敢打保票，永乐新政不会像熙宁变法一样？

要知道，新政变法开始的时候，哪个皇帝可都是全力支持的！

而最后结局如何？随着一件事一件事的矛盾发生，皇帝的支持和态度终将改变，而一开始风头无两、骤登高位的变法主导者，最后大部分都摔了个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在场的诸位可都是读史的！

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姜星火不是下一个王安石，变法派不会落得跟新党一样的下场。

谁也说不准，王景会不会成为大明的司马光，隐忍多年后卷土重来，推翻一切新法。

须知道，历史上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隐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而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马上被召回朝中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而司马光废黜新法后，像是完成了毕生使命一般，八个月就去世了。

只要此时朝中对新法不满的文武百官齐齐发声，永乐帝扛不住压力，甚至不需要今日就扳倒姜星火，而是皇帝的态度出现动摇，哪怕是将王景下狱或者贬官，那么王景就将一跃成为司马光之于王安石那般的保守派领袖。

毕竟现在庙堂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变法，可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领袖。

而皇帝，是否也需要一个制衡姜星火的人呢？

他可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帝！

怎么能容忍一个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人威胁他的皇权呢？

这就是王景瞅准的时机，这也是他期待的回报。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庙堂，哪个角度来考虑，王景的想法都是有道理的。

至于手段？

最复杂的庙堂问题，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斗争手段。

当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被撕开后，一位历经三朝的资历侍郎，抬着棺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孝陵当着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痛斥皇帝，请求诛杀奸佞，这就是威力最大的杀伤手段。

觉得粗暴吗？不，在场没有人觉得粗暴。

甚至姜星火都能从他前世看到的《明史》中找出好几起同样的经典案例。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海瑞从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朋友，然后向明仙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仙宗迷信道术，生活奢侈，弃天下于不顾等弊处。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面奏明匠宗，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担忧再拖一天机密泄露，只好交会极门转呈，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请求匠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三个人里，只不过海瑞成功了，杨继盛和杨涟失败了，而海瑞和杨继盛面对的甚至是同一个人失败的后果当然很严重，但成功的硕果也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是说海瑞和王景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也不是说海瑞买棺死谏是为了求名求利，而是说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结果一旦成功，都注定是名留青史，而且只要对手墙倒众人推，就马上能获得丰厚的庙堂回报。

当然了，千万不要以为死谏皇帝比死谏权臣要容易，事实上明代的皇帝脾气普遍不好，常规处理手段就是“廷杖+流放”套餐，非常规的就是直接砍脑袋。

但是今天，王景不可能会被砍脑袋。

事实上，姜星火非常佩服王景，佩服的不是这套“简陋”的手段，而是他权衡利弊后选择的时机。